对南八康氏几个重大问题之浅析

 

              （作者近照）

我是湘中南八康氏之后裔，19岁入伍离乡，辗转南北，长居异地，现退休安住海口。

久别桑梓，孤舟一叶，加之既无氏族资料，又无族亲交流，过去很少考虑族事，甚至连辈份也弄不清，更谈不上“研究”了。今春回乡扫墓，湖南康氏文化研究会康芳丽老师知道后特来家探望我，送了我几本族刊，并恳请我为族刊投点书法稿，也希望我能参予康氏文化的研究。交谈中得知，河南南阳康献堂先生深明大义，垂重功德，满腔族情，出巨资并牵头成立了中华康氏文化研究总会；我梅山族亲康叔南先生出资并带领族人为寻根敬祖、弘扬康氏文化成立了分会，不辞劳苦做了大量工作，我自渐之余深受感动。交谈中也得知，随着研究的深入，矛盾和疑团也越来越多。尤其在认祖归宗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我对此感到震惊。后人在做，祖宗在看，事关几十万南八子孙的归宗，事情非同小可。

返琼后，我立即翻看了十多年来一直压在箱底的本行支谱，认真阅读了芳丽老师送给我的族刊，然后又在网上查看了博林、纪文、忠清、君凡等族贤的文章及其它一些与之相关的资料。开始一头雾水，经反复读谍，苦苦思索，慢慢理出了一点头绪。我无德无才，又无研究族事之经验，寻根问祖本轮不到我多嘴，但似乎又有一种责任迫使我说出自己的不同见解，于是斗胆提出几点个人之愚见，仅供族人参考。文中引用了君凡、忠清等族亲的一些论述，未经本人同意，难免欠妥，请予谅解。

 

一、对前四世祖所处年代之推导

所谓溯源，就是逆流而上，探讨源头。600多年来，我族先贤历尽千辛万苦八修族谱实属不易。谱谍虽有阙略疑存，但总体上流脉清晰，传承有序，斑斑可考。这是我康氏家族的宝贵财富，也是我康氏后人的寻根之本。我们就以谱为本进行推导吧！

按七言八句排，我是和仲公第24代孙，忠字辈，1953年生。以我为起点，倒溯至家谱世系上有明确生年记载的季一公，走过了684年共22代。平均每两代间距31年。代间40年以上的四代，30—35年的八代，其它都在22—25年间。其中间距最长的一代48年（原因是夫大于妻15岁，且排行又是老四）；间距最短的一代22年。除“贵”“友”之疑外，其它都属正常繁衍。由于未考虑女性后裔，加之各支派繁衍进度不一，这种排法不尽准确。但在梅山一带，我支繁衍速度为中等稍偏快。我出生时，上有代字辈，下有钦字辈。在22代男丁中，有11代排行老大{含单传}，五代排行老二，三代排行老三，二代排行老四，二代排行老五。

平均代差31年，我开始觉得时间太长，有些不信，探索欲止。因为双峰族亲康君凡先生说按常规是20年一代。后来我在网上看到泰和厦溪的一支康氏，1097年只繁衍了30代，平均间差36.5岁，我这才放下顾虑，继续探讨下去。。

从季一公开始，按平均代差31年、平均年龄70岁推导前四世祖生年和生平年限。因为我是“个案”，为减少误差，我在70岁前后各增加10年，使每代先祖的生平时间跨度达到90年。经推算，四世祖桂发应生于1238年（宋嘉熙二年）前后，大致生活在1228—1318年间。经历了宋绍定至延佑5年等年号；三世祖和仲应生于1207年（宋开禧三年）前后，大致生活在1197—1287年间，经历了宋庆元、嘉泰、开禧、嘉定、宝庆、绍定、端平、嘉熙、淳佑、宝佑、开庆、景定、咸淳、德佑、景炎、祥兴、元至元 24年（其中16年与南宋平行，实际只有8年属元朝）等年号；二世祖（暂作发诏）应生于1176年（宋淳熙三年）前后，大致生活在1166—1256年间，经历了宋乾道至宝佑等年号；一世祖（暂作南八）应生于1145年（宋绍兴15年）前后，大致生活在1135—1225年间，经历了宋绍兴至宝庆等年号。

为了测定以上推理的相对准确性，我又以此法对季一公以下各世祖的生平逐代进行推导，结果全部在我设定的生平年限范围之内，而且越往上误差越小，有的生年只相差了一、二年。    

初步结论：族谱世系之一、二世祖都生于宋，死于宋，是纯粹的南宋人；三世祖和仲生于宋、死于宋或元初，基本归于宋朝人；四世祖桂发生于宋，死于宋末或元初都有可能。综上所述，前四世祖都是元初以前之人，而决非他谱所述“元末明初”、“元明之际”、“明成化20年”、“正德年间”、“明正统年”等说辞。也就是说，前四世祖都与元末明初无关，前二世祖与元无关，三、四世祖与元也许有关也许无关。

 

二、关于南八父子之谜

      南八是何朝人？是否入湘始祖？这是几百年来关于南八的两个最大的疑团。

     凡修谱，必有序，有序必述及根源，要么始祖，要么远祖，不可缺略。而越靠前的谱谍，因为还有原始资料和附件保存，所以会更接近真相。我们就重点分析前二修谱。

新化康氏初谱序记：“我康姓姻谊者派衍于唐宋之朝，枝盛于熙明（指大明）之际。其间英雄豪杰彪炳宇宙…… ”。此段话虽未明说始祖是谁，但有时间界定，即本康氏是从“唐”开始派发的。而该谱记录本康氏最早的先祖是南八，那么唐代派发者自然就是南八了。“其间”二字是说本支康氏自唐派发后经历了从唐到明这么一个过程。但撰序人也似乎看出了年代有疑，所以既不直言，也不详述，一带而过，“模糊”处理，足见作述人之聪明。

康熙十年新化二修谱序记：“自始祖南八原江西……人，子发诏官居光禄大夫，子孙蔚起，振振公族已非他姓可比越。和仲……将屋宇坟山基业付外房子孙掌管，携家属……肇迁湖南湘乡”。此段序文至少传达了5个信息：（1）南八是始祖，与初修谱述相同。（2）子发诏“子孙蔚起”，意思是发诏以下已经有了很多人，显然与世系表上发诏生子和、政、明相矛盾。而且谱序中也并没有说三仲是发诏之子。如果三仲是发诏之子，那就不能用“子孙蔚起”来形容。（3）“振振公族 ”说明发诏派衍的后代已成为一个大世族。一般来说，没有七、八代人以上是成不了一个“振振公族”的，而此时族谱世系表中从南到仲只有五个男丁三代人，显然不在情理之中。（4）“已非他姓可比越”形容了这个“公族”的规模？梅子坡即现在之梅枧村，在古代是一个多姓杂居的大村庄，其中有很多大姓望族，近年来我省有很多大姓去梅子坡寻祖。而康姓“已非他姓可比越”，说明在很多望族中，康姓是最大的“公族”。（5）三仲徙楚前“将屋宇坟山基业付外房子孙掌管……”，说明三仲徙楚时已无亲人。如果南、诏是三仲之父祖，基业该由南、诏掌管，何来托付之一说。也许有人会说，南、诏与三仲一同徙楚了。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该由三仲“携家属”，而该由南八或发诏“携家属”徙湘了。

再说南八是“覃恩诰封”之人，其妻是一品夫人，其子发诏是光禄大夫。南、诏死后都是御葬，说明南八父子去世时其家族仍很显赫，其基业也一定非比寻常，仅光禄大夫的年奉禄就有二千石。三仲又有何理由抛下父、祖和基业而外徙湖湘呢─看来此时三仲家的基业也不是很大了……。理由只有一个：三仲徙楚时，南、诏早已不在人世，南、诏与三仲根本不是同时代之人，诏仲之间还“夹”了一个至少七、八代以上的“振振公族”。这与历届修谱都认定南、诏是“后唐”、或“庄宗”、或“同光”之人是吻合的。需要说明的是“庄宗、”“同光”决不是南八或发诏的生年，这个时间应同时与南、诏相关，那就是南、诏受封的时间。发诏当时被诰封光禄大夫，年龄至少二十七、八岁之上，南八也至少在五十五、六岁之上。仍按每代间差31年，从和仲往上推算，南八应生于公元866年（唐咸通7年）前后，发诏应生于公元897年（唐乾宁4年）前后。诏、仲之间隔了九代约310年左右。若南、诏父子受封是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同光就三年），那此时南八58岁左右，发诏为27岁左右。

既然诏、仲不是父子关系，那为何族谱世系上又把南八作为始祖呢？

初修谱是永乐四年（1406年），和仲公至琅华已嗣传六代计210来年（此时琅华25岁），从江西带来的“旧家乘”“摩擦已朽”（估计是烂纸一团，完全失去了利用价值，否则会用“破”、“损”、“残”等字眼而不会用“朽”字），所有初谱信息必须重新采集，以致初谱“未备载其详”，特别是南八以上无片纸只字。

但是，二修谱序记载，琅等为了修谱，从宁乡傅姓人家取回了一包寄存物（我们姑且叫它“锦囊”），锦囊中除了“摩擦已朽”的旧家谱外，还有“脚色服图” 等物。“脚色”，即古代入仕之人的出身履历，相当于现在的干部履历表。赵升《朝野类要·入仕》说：“脚色：初入仕，必具乡贯、户头、三代名衔、家口、年齿、出身履历”。“服图”即服装图样。因每个人的高矮胖瘦不尽相同，所以古代任命官员，很多是不发官服的。特别象卿大夫这种“散官”，数量多且可随时任命，任命后只发“服图”，由自己去找定点官服裁缝店，严格按照“服图”规定的样式、材料、颜色、图案、配饰的要求制作。南八夫妻都是因子而受过诰封之人，发诏是光禄大夫，这些“脚色服图”只能是南、诏父子及夫人的，因为谱上显示康氏家族入湘前只有南、诏父子及夫人受过御封。既然锦囊中有“脚色服图”，那肯定也有朝廷的诰命文书，诰命文书上一定显示有“大唐同光×年”或“庄宗同光×年”之类的年号或字样（年代之疑皆源于此）。南、诏及其夫人的御葬资料也应当出自于朝廷，因为古代御葬必须由皇帝批准，要经过很多手续，有正式批文的。至于南八的家庭地址，可能出自“脚色”，也可能是由三仲记录放入锦囊之中的，因为泰和还有“基业”，三仲怕后人找不到，所以记录也力求详尽细致。至于如何没有南、诏的生年，就只能留给后人考证了。要知道，前朝事君之人，后朝知道是要杀头的，甚至连诛九族，满门抄斩。所以其后人来湘后，一直严守着这个秘密，从他们不敢将此物放在自己家而寄存于傅家、傅家也不敢将它放在“仓库”而藏于“石岩”之中就可知其保密程度有多高了。

200多年后，琅等从“锦囊”中获取了大量关于“老祖宗”南诏的信息——即初谱所载信息。由于年代久远，又是口耳相传，难免中途生错，以致琅等误以为“老祖宗”就是入湘始祖三仲公的祖父和父亲，却不知道这俩个最值得家族炫耀的人是豫章的开派始祖…… ，于是谱系中的一、二世祖就变成了南、诏，梅山康氏的入湘时间自然也就提前到了“唐末”、“后唐”、“庄宗”、“同光”（都是一个时期）了。后来多次修谱，有先哲发现年代有疑，甚至试图将后唐改为宋朝，但苦于没有证据，纰漏难以弥合，加之“同光”年号白纸黑字，谁敢更改，所以也就只能如此认定了。

三仲之前的情况基本明朗，那三仲之后呢？从桂发公开始，梅山康氏家族一直秉承了一个很好的习俗，就是后人年年祭扫先人的坟墓，久而久之，后人对先人的墓寝地点、方位等了如指掌。初谱世系中，“福”以前的各代先祖只有名字、后嗣和墓葬情况而没有生年记载（季一公的生辰是后人补上的，谱上有注），原因很简单：这些信息都出自于先人的墓碑，没有墓碑的就中断了信息。从庭贵公开始，谱系中才有了先祖们的生年记载。因初修谱时，琅之父友信公还健在（50岁），庭贵公刚去世9年，友信公当然知道父亲庭贵公的生辰了。

琅以后，我梅山康氏多数人家有了族谱，班辈分明，尊卑有序。且谁家一生下孩子就往上记，一修谱大家就把家谱拿出来，比对续记，代代相传，因此谱记也日趋详尽完整，嗣脉信息中断者也逐渐减少。

通过以上分析得知：（1）南、诏都是唐末御封之人，不是我谱上的一、二世祖，一、二世祖另有其人。（2）南诏是父子关系，因为南八夫妇都是因子受封的。（3）诏、仲不是父子关系，中间相隔了九代。（4）三仲都是南宋人，也是入湘始祖。（5）入湘时间在宋末元初且元初可能性极小。具体划定在1227—1267年（宋宝庆三年至宋咸淳三年）间，当时和仲至少满30岁。至于三仲的父母及以上断代等问题，皆因旧家乘“摩擦已朽”而无法获知。但三仲之父决非等闲之辈，从和仲“能读父书”等语可见一斑。

 

三、关于衡、洪之争与康、匡之说

衡、洪两邑是否与我同出一源，其实新化六修谱就做了全面否定。别看古代信息不发达，其实我们的先祖其智慧在你我之上者比比皆是。

衡邑谱载：伊支康氏所记南八公乃明正统年（1436年）人，比我谱所述三仲徙楚时间晚了200多年，比“同光”更是晚了500多年。时间相去甚远，除非衡谱记录有误，否则与我毫无瓜连。

再说洪山殿，该支所述时间与我支更不搭界。按双峰族人所述，其世福公、即我南八公迁湘时间为正德（1509年）年间，比我谱有明确生年记载的五世祖季一公还晚了近200年。按伊谱所述时间推断，从一世祖到我忠字辈下传26代只用了440来年，平均每代间差只有17年，如果这样的话，我族每代子孙个个都必须在17岁以前当爹。就算我梅山康氏子孙霸点蛮、争点气能做到，但又到哪里去找那么多16岁以前就必须结婚、结婚第二年就必须生孩子而且一定要生男孩的外姓媳妇呢…… 近乎天方夜谭。

时间是把尺子，时间既不可逆转，也不可超越，更不能更改。在探讨始祖入湘时间时，我把握的尺度是：相差二三十年要认真稽考，相差四五十年可以探讨，相差七八十年不必太在意，相差上百年就根本不再考虑。

有人在网上发文说新化康氏谱中表现了“迁移年代提前、300年间代数存疑、编排补世代……”等，我看了后内心五味杂陈。我不知道新化谱中是如何“表现”这些问题的，如果我们都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先人，审视历史，那我们研究的结果只能是辱没祖先，亵渎历史。我不想争论，没有意义，我只想提醒我的族人注意几个问题：

1、“江西填湖广”主要是元末以后的事，而迁入新化的外族基本都在大宋，这是新化的特殊历史造成的。宋代以前梅山（含现在新化、安化、涟源和隆回、湘乡、益阳各一部分）是蛮夷（主要是苗徭）之地，一直未归入国家版图。直到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宋神宗采取劝和、让利等办法才降服蛮夷。蛮夷逐步退至西南后，朝廷为了巩固对新化的统治，从熙宁五年开始，陆续从江西泰和、安福等地迁入了大批汉人入住新化，新化的大姓汉人大多是宋朝时期从江西迁入的。而其它市县的外族迁入大多在明清时期。新化因汉人迁入早，所以新化也是湖南人口最多的市县之一。我祖入湘是否与此有关，没有确凿证据不敢妄然断定。因为宋末时期，蒙古大军的铁蹄已开始踏入中原，我祖入湘的原因也许与后者关系更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祖绝对是入湘较早的康氏，年代的测定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祖入湘绝对与元末后的“江西填湖广”无关，“江西填湖广”一般情况下是“三抽一”、“五抽二”，而三仲兄弟连基业都舍得丢下同时入湘，其中必有原因。

2、我查了一下，湖南的康氏现在入网的就有几十支，而南八康氏派发的人数是其他康氏的几倍甚至几十倍。按忠清兄的说法，福字辈十九人，现仅福三、五、六三支后裔就有近20万，其余十六福后孙至少该有 30——40万下落不明，……有人说是南八后裔繁衍快……大错特错，南八子孙的生育能力并不比别人强。在实行计划生育之前，我国人口的生育繁殖是以几何级数自然增长的 。新化康氏入湘早，比别的康氏多了七、八代甚至一、二十代人，别的康族何以能比。我新化康氏寻根难度如此之大，先祖入湘早也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

3、我族初修谱是明永乐四年，谱序为刘轩所撰。刘轩何许人也，明朝进士，明代的《新化县志》就是由刘轩开始组织主编的。我支初修族谱时，衡、洪两邑还未入湘。我初修谱比洪邑修谱（1740年）早了334年，比江西灌溪的明万历谱（1594年）也早了188年。再说，即使我初修谱前的200多年时间都是造假，也还是比衡、洪两邑早了100多年。因为南八实在太“老”，衡洪两邑也都把“南八”尊为了先祖，不敢超越。可见衡洪两邑很仗义，虽然“合”你没商量，但第一把交椅还是让给了南八。最不“地道”的是《永州康氏通谱》，你南八资历再“老”，也不能当“老大”，照样降你十八代，让你南八从“老祖宗”一下变成了“重孙子”。

4、修谱是族众之事，续谱资料由各家各户提供，代代如此，代代可考。谁敢随意提前年代，谁又敢在上面添加几代祖宗。别人质疑有别人的目的和意图，但作为南八后人决不能持这种不理智、甚至是不道德的怀疑态度。

5、退一万步，即便谱谍资料可以造假，祖先的坟墓是不可以造假的。从入湘始祖和仲公开始，历代祖先的坟莹大多俱在。其中至少是瑞字辈以上、仲字辈以下（含仲字辈）的九代先祖躺在梅山大地的墓寝中见证了衡、洪、永等康氏的到来。

6、为何衡洪两邑的氏族资料中又出现我梅山康氏的信息呢？原因非常简单─这些信息都源于我谱。

同姓之间，不管是否同源，相互间勾通信息、交流情况自古就有。特别是所谓“合谱”时，都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搜集同姓的谱谍或相关资料。我支有他族资料，他支也必有我族之信息。更何况我族修谱时间比他支早了几百年。几百年时间，不知有多少信息在天地间流转。不仅如此，他支采用并修改了我族的信息后，继而“合谱”时又会传入他们的上游。应该说，同姓氏族信息互考无可厚非，有些几百万、上千万人口的大姓氏族的谱谍是标价出售的，现在网上也常有拍卖族谱之事，只是见怪不怪罢了。

至于他族为何要将我族信息编入伊谱之内？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一言难尽。一是观念超前。有些氏族认为天下同姓一家人，管他同宗不同宗，不需理由和原因，作作调整就OK。不须考虑就把别支“合”了进去，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 永州《康氏通谱》中，有关南八及其子嗣等情况几乎与我完全一致，只是为了在名称上与伊支的“康顺九郎”、“康万五郎”、“千一郎”等名称一致，把南八的名字改为了“康万八郎”，时间改成了明末清初。此时我梅山康氏已传至了18代，到了“天、兴”之间……你敢相信吗？二是顺势而为。象洪山殿，一支“百三四十年后”才徙入的康氏，把一支先期到达的“来历不明的与我族无关的、早已失传的康氏”“移植”进去并形“成了共识”（出自康君凡先生《迁湘祖世福公是哪里来的》一文）。顺势而为，双方认同，愿打愿挨，有何不可。三是信息相仿。他支修编谱谍时，往往与我支有某些信息相仿之处，又无法找到原因，怎么办，两头兼顾，合二为一。合谱本是两全齐美的好事，但有时也会因为不慎而合出许多无头“冤案”来。四是“他”为“我”用。一些姓族为了壮大族群、提高知名度，扩大影响力，有意将别支同姓不同源的氏族“合”入本支的事也屡见不鲜。反正我谱上代代相接，有根有据，天下同名同姓者多的是，我又没说一定是你，奈我以何？同姓本一家，难道为这点事还跟我打官司不成。五是历史流变所致。比喻说，有甲乙两支同姓不同源的氏族同时迁入某地定居，。开始二三代人都各知其祖，一旦过了五六代就很难弄清来龙去脉，以为是同宗共祖。修谱时发现不对，又找不到原因，怎么办？“肯定是祖先弄错了”，补上去即是——“合谱”成功。……它支出现我支信息的原因还有很多，但大多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不需再例。我族信息进入衡洪两邑是否与这些原因相关也无需再考，但我们又把自己几百年前的那些已被别族修改得面目全非的信息作为我今天寻根之依据，就难免叫人贻笑大方了。

衡洪两邑、特别是洪山殿康氏，也许与我同出一源，或者衡洪两邑中确有我梅山康氏之支脉，但从目前的资料看，除了“形似”之外，证据太过牵强。所以对衡、洪两邑之事，我不想再费周章，劝各位族亲也就此打住。寻根问祖，一定要有目标，有范围，有底线，对外来信息要认真疏理，仔细过滤，慎重采用。尤其不可先入为主，瞄准某个“形似”的“目标”来找寻证据，绞尽脑汁往上靠。科学的方法应当是根据测定的时代范畴和我谱记载的信息逆流而上，全方位比对，逐一排查。如果见到鸡毛就当令箭，结果只是疑团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多，错误越来越多，始终被一些虚假信息牵着鼻子走，以致封闭自负，不能自拔，永远找不到真正的根。

至于梅山康氏是发源于康还是匡，从目前考究的情况看，离认祖归宗还相距甚远。康氏族谱几述始祖康叔，都是毫无根据之猜测，本人不予认同。有朝一日，一旦找到源头，不管是康叔还是句须公，是谁就得认谁，因为我们血管里流的是他的血。

 

四、关于继续寻根线索之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基本弄清了南八父子的身世和年代，知道了入湘始祖及入湘时间。但是南八之上又是谁？中间断掉的十来代在哪里？一千多年来，为何只有我梅山康氏在寻找南八……这些是我梅山康氏在寻根路上即将遇到的更大挑战。虽然有线索，但这些线索又能否帮助我们找到根呢？

1、南八住宅。谱载：南八是江西吉安府太和县千秋乡梅子坡早禾塘庆渡金仙庙王万段土地圳上谷林人。经查，太和即现在之泰和县，千秋乡自民国32年撤销已不复存在。梅子坡几经更名后变成了现在吉安市禾市镇的梅枧村。早禾塘即现在的“禾院”而非禾市镇。“庆渡金仙庙……谷林人”等都不是规范地名而是一些标志物的口头叫法，比如“圳上”，因泰和自古是水稻盛产之地，修了很多水渠叫“圳”，凡住在水渠之上的人家都叫圳上，就像“大枫树下”、“茶亭子旁”、“龙王庙后”一样……这些标志物现在肯定不复存在，甚至地形地貌都已改变。没关系，梅枧村还在，找到南八家不难，问题是一千多年了，南八的后裔至少进行了几十次重建或搬迁，该村不一定还有南八后人；很可能南八根本就没在这个村子住过，或者三仲根本就不是从这个村子徙楚的；该村也许还有南八后人，但早已被别支康氏“合”并；由于南八“隐德不耀”，可能“旧家乘”上根本找不到南八父子的名字或改成了别的名字，而南八父子的秘密就只由和仲这一支把守……这些都不重要，最关键的问题是能否找到三仲从江西徙湘的信息。据推测：三仲如果是先踩点再搬迁，那外房子孙一定知道三仲去处。三仲把基业交付外房子孙掌管，显然最终是想再回去的。即使是没踩点急急搬迁，即使三仲后来也没有回去过，三仲肯定与外房子孙有书信来往（因为还有基业）。所以外房子孙一定知道三仲迁去了湖南湘乡。但外房子孙是否将这些信息入谱或下传就很难说了。故此，查找必须从梅枧入手，以通过当地政府、村委会的协助，弄清梅枧村及禾市镇周边所有康氏（含康匡氏），逢康必找，见谱就查，重点查两根线索：（1）“宋末康氏三兄弟从梅子坡徙湘”的信息；（2）“唐末被封为光禄大夫、后又与父御葬于洪州九龙山的康人”的信息，兴许能找到蛛丝马迹。

2、南八父子墓地。谱记南八父子葬于“洪州九龙山大尖峰壬山丙向”。据查，江西境内有N个九龙山，一个在丰城，一个在新建，一个在新余，一个在萍乡，一个在九江，一个在安远，一个在赣州……。

查找重点应该是丰城的九龙山。因丰城在唐代归洪州（现南昌）管辖，唐代著名的洪州窑就在这里。九龙山在丰城西部董家镇内，距丰城40来公里，古代是一座佛教名山，现在是个旅游区。山上有座尖峰，元代以前没有名称，“大尖峰”也是人们的口头叫法。自初编《永乐大典》的明代大学士解缙命名为“鸡公夕阳”后，人们就叫它“鸡公尖”，与“大尖峰”名称相近。如分析没错，山上应有多个山峰，其中最大的那个就是“大”尖峰。因为父子的墓向都是壬山丙向，所以九龙山的流脉应该是东西走向或偏向于东西走向，墓寝应在山的南面，坐北朝南。南八父子及夫人都是御葬，其形制规模一定非比寻常。夫妻如果是合冢，则是两座。如果是分葬，则是四座。南八夫人姓宁，发诏夫人姓陈……。

如丰城九龙山无果，可关注一下新建县的九龙山，在南昌西面，离南昌只有15公里，现在建了个万寿陵园。新建县在唐代也为洪州管辖。

按理说，南、诏墓的地名、标志物、具体位置、方位、特征都很明显，但真正要找到并非易事。（1）年代太久远。虽说光禄大夫是从二品官，是卿大夫中等级最高的，但毕竟只是一个副部级干部，并且是散官。在南八之后的成吉思汗的帝王墓如今还没找到，更何况是一座大夫墓。。（2）几处九龙山离泰和都有几十上百公里，古代交通全靠步行。南、诏去世后的二三代后人可能会去祭扫，时间一长兴许就无人问津。所以即使找到墓地，也可能早已荒茅变野，片石不存，更不会有墓碑。（3）也许墓穴早已遭人盗掘，如今无迹可寻。（4）如果开发旅游区时墓寝被毁，则寻找又会陷入迷惘，相关部门估计也不会有更多陪葬物保存。（5）如能在大尖峰南面找到一快位置较高、相对独立、视野开阔（风水好）、面积几十百来平米的古墓遗迹，那对我们“认证”南八也会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6）如果大尖峰是南八家族的私家大墓群，则来年清明扫墓时兴许可以找到南八的后裔，寻根之旅即可告罄。这也是在九龙山找到南八墓的最大希望。

3、丰城在唐代是官宦贵族聚居之地，南八父子也许就在丰城居住，其后代才有人移居泰和的。所以丰城很可能就有南八的后裔，必须深查。

4、唐代是康氏名人辈出的时代。据考，南唐时金陵乌衣巷有多支康氏或匡康氏辞官移迁江西泰和。如果梅枧、九龙山、丰城都查无所获，那寻根重点应转向南唐时由金陵乌衣巷迁往泰和的数支康（含匡康）氏族上。通过康氏文化研究总会及江西分会，逐支查找比对，重点是查“后唐同光年间当上光禄大夫，后又与父御葬于洪州九龙山的康人” 和“宋末康氏三兄弟从梅子坡徙湘”的信息。再者，南京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等部门可能藏有关于南唐的一些历史文献，如“金陵官宦名录”、“唐代金陵姓氏考”、“卿大夫名录”等，这也是我们获取寻根信息的重要渠道。

5 、新化北宋属湖南路邵州邵阳郡，南宋改为宝庆府，后又改为宝庆军度节。由于其历史的特殊性，明清时期许多文人墨客写了很多关于新化历史、汉族迁入情况、姓氏、习俗等方面的传记和史志，主要有《道光宝庆府志》、《道光新化县志》、《同治新化县志》、《明一统志》、《安化县志》、邹庆勋著《宝庆府志》、邓显鹤著《宝庆府志》、邹汉池著《宝庆氏族表》、邹汉纪著《52姓图考》等，不一一列举。这些文献中肯定有我梅山康氏的信息，有兴趣又有条件的族亲不妨去新化文史办、图书馆、档案馆等部门查查，很可能寻根的谜团就从这里打开。

6、梅山康氏辈份之考。我在网上看到有族亲按我谱七言八句的排辈查找南八，我将此与全国几十支康氏的排辈进行了比对，没有一支相同或相近。凡相同者都是我族外迁支系。通过再阅族谱，反复分析，发现南八根本不是人名，而是古代对人的一种尊称。因资历老、德望高，在某个序列（如相同职务、级别或堂兄族弟中）排行老八，所以叫南八公。福建永春玉斗村有一支康氏，其始祖叫“南九公”，也是从江西过去的，但他们并没有把“南”做辈份。至于“诏”是不是辈份，不敢肯定，也许是“发”，也许都不是。再说，诏仲之间相隔了十来代，所以把“南诏仲发季”做为上下相承的辈份当然找不到南八。

再说仲以下。二修谱载：族谱“一修后又经260年……才重修一册，各具居址……及以往将来排行备细开列刊入谱内，上以绍前代之模，下以垂统绪于无穷……”。这段话显示，一修谱时根本没把排辈放进去，排辈（不一定是“七言八句”）是二修时才刊入的。但我发现二修前各代先祖的辈份基本统一，说明一修时拟定了辈份，只是没有刊入谱内。接着问题来了，二修前的辈份是根据“旧家乘”拟定的，还是一修时临时编撰的？如果是临时编纂的，那“七言八句”在别的康氏中是找不到的。除皇宫贵族外，我国民间修编家谱起源于唐以后，盛行于明清，宋代也有一些名门望族修谱，但一般只拟定几个或十来个辈份。因为按常规族谱是30年一修，最长不能超过60年。由此推测，我康氏至少二修以后的40个辈份是“旧家乘”上找不到的。唯有“仲”是“原始”辈份的可能性较大，因为三仲的名字是父母取的。所以寻根时对“仲”字可多加留意，但不可完全套用“七言八句”。当然，对于寻找从梅山散落在外的康氏子孙，“七言八句”倒是挺管用的。

7、现在资讯相当发达，年青的族亲可在网上与江西泰和的康人网友交流，让他们帮助查找“南宋末年康氏三兄弟从梅子坡（1227—1267间）徙外”和“后唐庄宗同光年间被任命为光禄大夫并与其父御葬于九龙山的康人”的信息。不信找不到始祖。

此外，除了寻祖，收族也不可忽视。我梅山康氏至少还有一半以上的南八子孙下落不明。不仅吾辈心肺纠结，长眠地下的老祖宗更难安息。所以对三湘大地及周边省际上的那些“资历”老的康族要一并考证，象洪山殿那支“来历不明的”、“早已失传的”康氏就很值得认真考究。

洋洋万字，不知所云。以上愚见，仅是坯砖，意在引玉。受环境、资料所限，很多观点纯属个人推测，分析全是“浅出”，没有“深入”，只能给族人寻亲参考。我不是刚愎自用之人，我的观点可以否定，可以抵制，可以批驳，决不强加于人。几百年的疑团，决不是几个人的几篇文章可以解开的；寻根关系到几十万南八后裔的归宗，也决不能只凭几个人的粗识浅见就草率定谳。如果因为我的一些观点导致寻根出现重大偏差，我跳进黄河一百次，也洗不清辱没先祖、贻患子孙的罪孽。故希望族亲谨密审阅，详尽论证。